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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地僧---李小文 教授

更新时间:2014/4/22 22:36:04  浏览次数:3732  来源:周建中律师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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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人物简介] 李小文,中科院院士,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,1985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地理学硕士、博士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,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前任所长,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,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,资源与环境科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,李小文-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,成名作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“里程碑系列”,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。主持过多项攀登、863、重点基金、NASA基础研究项目,现在是973项目“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”的首席科学家。

 

整个上午,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,这位六十一岁的科学家都在不断为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记者递烟、点火,而他自己则坐在同事送给他的小竹椅子上,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一再向我们重复,自己从来没用功念过书,从来没努力争取过什么,从来没有过多高的觉悟和志向……

他的语速很奇怪,如果事先知道他有每天一斤二锅头的习惯,你甚至会怀疑他早晨多喝了几杯。他并不否认自己的人生是幸运的,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流,但他说自己绝不是什么弄潮儿,因为他懒得弄。他说自己一直学不会说假话,直到1965年那篇文章惹了麻烦之后,才发现假话不要说,真话也不能随便说。尽管他声称“闭嘴还是可以的,也不是太痛苦”,但整理录音时就会发现,这个追求简单的人还是说了很多。

李小文

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

经济观察报: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?

李小文:基本上没什么关系。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工程师,母亲是会计,小时候,家教虽然严,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,没时间管。四岁的时候,他们没地方放我,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。初中的时候,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烂的中学,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,上学也没有动力,从来不想去考高分,也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,但我做题比较灵,也比较快,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,我就交卷出去玩儿了,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,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。

经济观察报:上了大学还这样吗?

李小文: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,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,不爱做作业。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,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“置疑”,“置疑”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,补完再去参加考试,免得不及格。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“置疑”是很丢脸的,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,跟老师乱扯一通,临走时,老师总会说,你别置疑了,去考试吧。

经济观察报: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?

李小文: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,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看到一篇姚文元《评海瑞罢官》的文章,心里很不服气,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《光明日报》寄去,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。可没想到,形势突然变了,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,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,成为批判我的罪证。

我们毕业时,毕业去向分了四档,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,能分到国防科工委;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,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;第三档是普通人,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;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,谈不上多大的罪,没什么大把柄,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,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,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。

经济观察报: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,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?

李小文:在农场就是磨时间。出路肯定是要想的,但也不知道在哪里,那时候,个人根本没什么选择,只能等,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“郁闷”。不过,我想,如果以后能再分配,要先有一门手艺,所以在农闲时,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、拖拉机什么的。一年半以后,算是照顾夫妻关系,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,当时是很高兴的,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。

经济观察报:进工厂后,感觉好些了吧?

李小文: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不会表现自己,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。一开始,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,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,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。后来,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,让我负责,还让我带了个徒弟。我工作也不勤奋,把徒弟教会后,就回家带小孩去了。有一次,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,停电以后,他没拔插头就走了,来电以后,门市部就失火了。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,可我是他师傅,自然也要做检讨。门市部被烧没了,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,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,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。

经济观察报: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,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?

李小文:我也没什么大志向。考研也挺偶然的,那天,我在绵阳的厂里,下午4点,支部书记过来聊天,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,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,就说,考也行。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,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,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,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,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没有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,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。

一边学遥感,一边看小说

经济观察报:到中科院学习遥感后,觉得那是一门怎样的学科?

李小文:到了中科院,对遥感也还不是太了解。实际上,我当时的导师杨世仁先生是搞计算机图像处理的,我1977年报名,1978年参加考研,还没有录取,就被通知去参加英文统考,然后就出国了,所以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学过遥感。

经济观察报:所以,直到去了美国,你才开始第一次很认真地来学自己的专业?

李小文:好像也没有。只是觉得自己是公派出来的,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做事,学得太差不好意思,所以,也就稍微比原来认真了一些。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及格就行,因为从小就是这么个性格。在美国念研究生,满分是五分,三点五分以下要受警告,我每次都争取考试高于三点五分,但如果考上了四分我就觉得自己吃亏了,得尽量把分数压下来。

经济观察报:你在美国最喜欢干什么?

李小文:好像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。因为包括金庸武侠在内的很多小说,都是原来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。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、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,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。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,借多少都没限制,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,一次借一袋。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,最喜欢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令狐冲。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。

经济观察报:一边学遥感,一边看小说,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?

李小文: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。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,有时间就看看小说,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。

经济观察报: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?

李小文:也不是完全没想过,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。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、报效祖国的觉悟,真的没有,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,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,叫我们回来,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。不是我们觉悟高,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。当然,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,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,不回国问心有愧。

经济观察报: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,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?

李小文:我当初考研究生时,有一道题,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,只是没看见括弧,所以疏忽了。当时,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,很想考上,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,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,只是没看到括弧,大意了。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,说,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,所以,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。这点让我特别感动。现在,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,有样学样,要说好高的觉悟,倒也没有。

 

永不停止对证据的挖掘;永不停止对法律的专研;永不停止对最佳法律方案的探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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