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周建中

       维稳是政府要达到的社会治理目标，是官员要完成的政治任务。维权是民众的利益诉求，民众在主张权利寻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，有时不可避免地会转化成不稳定因素，成为维稳的对象。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最佳社会管理模式。无论是维稳还是维权，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，实现法治与维稳的统一，真正维护公民权力，维护社会的长久稳定。

一、我要维权

前不久听闻一妇女因为不满某法院强制执行其名下的房产，便四处上访，上访无果后竟然多次到该执行法院及上级法院脱衣服，欲实施裸奔，以示抗议。令人感慨的是，她居然可以将这当做主业，有时间就往法院跑。她为何不不尊重法院的生效判决？是什么使她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？除了裸奔和持续纠缠她还会有何高招？而此事最终又会如何处理？类似的案例其实屡见不鲜，我们可以追问十万个为什么，但当事人的观念却很简单，他认为他的权利受到侵犯了，他要维权。 

二、稳定压倒一切

小平同志曾经说过：“中国的问题，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。没有稳定的环境，什么都搞不成，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。”

有外媒报道中国2012年财政预算中，维稳费用逾7000亿，超过军费开支，财政部相关人士对此予以驳斥，表示7000亿为公共安全支出预算，不能算为维稳经费。这位财政部人士解释称，公共安全支出，涵盖了公共卫生、公共交通、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。无论有无专门的维稳经费，亦或者该笔经费被列入了哪个名目，毋庸置疑的是维稳的工作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，并且耗费的资源肯定不少。这从各地方政府为实现对上访者的及时堵截、劝离而在最高院、公安、国土、住建、人社等信访热点部门所部署的“兵力”便可探知一二。

投入维稳的资源越来越多，维稳的工作手段也在不断进步，本律师前不久还亲闻某地对上访者已经从以前的“集中培训”升级成为组织统一的“公费旅游”，通过游览风景名胜，疏导上访者的不满情绪，达到缓解矛盾冲突的目的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民众不满，集体抗议、犯罪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严峻问题。

三、维权还是维稳

不久前，贵州WA县委书记称，“要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”。他认为，经过WA事件后，最根本的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，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。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，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事实真的像这位县委书记说的这样吗？

维权和维稳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，但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对矛盾很难统一。维稳是政府要达到的社会治理目标，是官员要完成的政治任务。维权是民众的利益诉求，民众在主张权利，寻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，有时不可避免地会转化成不稳定因素，成为维稳的对象。例如，工厂在为当地贡献财政收入解决就业的同时，制造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，影响到了水质和土壤结构，直接危及到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。附近居民维权的结果是关停工厂，但工厂关停又会影响就业和当地财政收入，造成社会不稳定。

有时维稳恰恰需要维权的妥协与让步，有时恰恰是维权引发不稳。 

四、维权和维稳都不能是“中国式过马路” 

2012年，杭州地区有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近日联名上书，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，恳请政府帮助他们渡过因银行催贷、抽贷而面临的难关。企业是独立从事生产经营，独立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，在其相互实施一系列联保的过程中，应当有能力预见其中的经营风险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。但问题一出，因为牵涉的企业数量多，影响面大，便联名向政府求救。很多企业老板都喜欢把贷款当做企业的利润，为自己购置豪宅豪车，将老婆孩子送到国外。在自身不遵守规则，不守信的同时，还还抱怨政府监管不力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银行也是受害者。政府能够做什么？延期还款？还是继续放贷？如果一大批企业倒下，必然影响到社会稳定，这一个个本来看似属于债权债务纠纷、担保合同纠纷、破产重组、破产清算等法律问题，早已因为维稳而上升为“政治”问题。哪一个国家的企业不是时刻面临着市场经营风险？但似乎只有中国会出现把市场经营风险作为社会稳定问题来处理。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，叫做“中国式过马路”，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，和红绿灯无关。现实的情况的确如此，人们不怕出事，就怕出的事情不够大，受的关注不够，影响不够深远。

我国GDP已经超过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经济是工作的中心，而稳定压倒一切，没有了稳定，经济建设也无从谈起，没有任何人怀疑稳定的重要性。不过，我们的公权力在运作过程中似乎出现了偏差，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，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，为了实现维稳的目标，不惜以牺牲法治为代价，不依法办事，随意干预司法，让本来没有在我国法律土壤中生根的“法治”更加得不到民众的信任。行政权力的如此运作，实际上在维稳的同时又为“中国式过马路”提供了生存的土壤。人们宁愿信“访”也不愿信“法”，面对矛盾冲突，或抛开现成的纠纷解决机制不用，或基于对司法机关的处理结果不信任、不满意，转而寻求党和政府的帮助。同时，政府为达维稳目标时采取的具体方式方法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，例如信访“一票否决”制度，只要发生信访事件就否决一切成绩，这种制度过于苛刻，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出现对上访者的“围追堵截”，组织上访者“公费旅游”之类的事情便不足为奇了。

人们对既定规则的视而不见，是对法治建设最无情的打击。树立法治意识，不仅仅是针对民众，更需要政府身体力行，维稳和维权都不能是中国式过马路。

五、维稳和维权都应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行

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最佳社会管理模式。无论是维稳还是维权，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，实现法治与维稳的统一，真正维护公民权力，维护社会的长久稳定。

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实现法治的路途充满着各种问题和障碍，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背离这个方向。在维稳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，不能总是以“中国特色”、“社会转型的阵痛”、“摸石头过河”来解释和回避。我们遇到的问题其他国家难道就没有遇到吗？社会转型是事实，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要何时转向，转向何方，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而不想过河。

维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让社会更加公平、和谐，让作为人的个体生活得更加幸福、更有尊严。背离法治的维稳，只能暂时压制矛盾冲突，让问题杂堆，民怨累积，久而久之，积重难返。我们不能背离维稳的目标去维稳，必须建立长效机制，方能实现长久稳定，而这个机制的建立和运转，必然是向着法治努力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转变政府职能，建立有限政府，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；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，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周建中  律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0一三年四月五日